《回溯50年前尼克松访华：毛泽东的话“就像交响乐的序曲”》
【SUP NEWS】中美新闻社推宣。在台湾问题上争执不下，上海公报明确体现双方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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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亦凡
编辑/漆菲
当“空军一号”接近北京上空，飞行高度开始降低，地面景象逐渐清晰。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日，只能看到华北平原的灰黄田野，小村镇在他眼中，和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很快，飞机于北京时间上午11时30分降落在首都机场。这一天是1972年2月21日，飞越了一万六千英里之遥，美国总统的飞机出现在新中国的领地之上。
尼克松非常清楚，改写历史的时刻即将到来。
“空军一号”抵达时，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各自悬垂空中。航站楼上挂出的巨大标语写着毛泽东1949年对美国的批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抵达机场后，尼克松与周恩来握手
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身穿藏青色大衣的周恩来总理已在等候。在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印象中，他看起来体态优雅而纤弱。周恩来身后是二十五位陪同官员、陆军与海军组成的三百五十人仪仗队，以及一支军乐队。不远处还有提前抵达的美国记者团，他们等待着见证历史。
尼克松穿上大衣，走出机舱门，和第一夫人帕特走下舷梯。周恩来和迎接的官员们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旋即以鼓掌相报。走完最后一级时，尼克松率先伸出右手，一边向周恩来走去。周恩来也伸出手——镁光灯此起彼伏中，二人双手握在了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
周恩来同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相握——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
跨过太平洋的握手
为了这一刻，尼克松准备许久。
抵达北京之前，尼克松反复告诫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十余次，大家都先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与周恩来握手结束。当他走下飞机时，只有妻子帕特身着红衣相随，特勤人员特意在舱门口挡住其他人，让总统独享镁光灯聚焦。
下机的时刻正值美国东部时间周日晚十点半，也是电视观众最多的黄金档。
尼克松和幕僚长霍尔德曼很早就决定，与中国总理第一次见面时，总统要独自出现在电视镜头中。霍尔德曼此行的重要任务是当好尼克松的公关总监，让总统能以最为光可鉴人的样子出现，尤其利用好电视媒体强化他的个人形象。
先于尼克松抵达中国的美方先遣人员事无巨细，甚至计算出总统专机降落的绝佳位置，只为了能让镜头架设在最好的角度，捕捉尼克松下飞机时走向欢迎人群的画面。
周恩来对此感到不解，他曾告诉基辛格的助理亚历山大·黑格，“我们实在很难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其他因素。我们不认为世界领导人的形象是能塑造出来的。”
而主动向周恩来伸手，也是尼克松思虑已久的举动。
两国关于握手的恩怨，早在18年前就已结下。1954年，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下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与会期间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自此有传闻称，周恩来曾当众向杜勒斯伸出手，却遭到对方拒绝。
日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回忆证实，此事纯属演绎。但杜勒斯无视周恩来的故事广为流传，基辛格和尼克松也相信确有其事，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一书中甚至写道，周恩来对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
基辛格于1971年7月秘密访华后，在交给总统的报告中专门谈及此事，尼克松显然对这个细节挂怀。
但中美领导人的双手握在一起时，曾经的不快无论真假都已翻篇。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描述称，“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握着尼克松的手，周恩来用英语与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寒暄，“这趟飞得还好吗？”“十分愉快。”尼克松回答。
随后，美方人员相继走下舷梯。看到为尼克松此行已赴华两次打前站的基辛格，周恩来真诚地和他打招呼，“啊，老朋友！”
尼克松被介绍给所有中方官员后，他站在周恩来左侧，两人从长长的仪仗队面前走过。军乐队演奏着中美两国的国歌，当《星条旗歌》在中国的土地响起，在尼克松听来，这首曲子“从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尼克松与周恩来在仪仗队前面走过
因为中美两国此时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现场既没有铺设红地毯，也没有邀请别国驻华大使参与。虽说欢迎仪式十分简朴，阵容强大的三军仪仗队依然显得庄重。
简短的仪式过后，尼克松与周恩来坐进黑色礼宾车，车队一路驶入北京城，开向美国客人们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此时此刻，身在中南海的毛泽东情绪也很高。在得知尼克松专机即将到达首都机场时，他立刻和保健护士长吴旭君说，现在就要起来。
这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健康状况欠佳，保持卧床状态。同年年初，毛泽东临时决定参加陈毅元帅追悼会，这次寒冬中的出行之后，他本就虚弱的身体更显糟糕，会因心律失常导致严重缺氧。
1972年2月12日凌晨，即尼克松访华10天前，毛泽东一度突然休克，经抢救后苏醒。
尽管美国客人即将来访，考虑到毛泽东的健康，外交部并未安排他与尼克松会面。不过在医疗小组的悉心照料下，之后几天毛泽东的状态有所好转，虽然仍显虚弱，但足够支撑与美国人的见面。
吴旭君回忆，2月21日这天醒来后，毛泽东一直关心尼克松的行程。一见到她，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尼克松的专机何时着陆。
整个上午，吴旭君打了五次电话，不停向毛泽东汇报。知悉尼克松专机即将着陆时，他让吴旭君知会周恩来，自己想立刻接见尼克松。考虑到远道而来的客人需暂作休息，毛泽东同意将会面时间改到下午。
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
2月21日下午两点多，用过午餐的尼克松在钓鱼台稍事休息，正准备淋浴时，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跑进房间，告知他周恩来正在楼下，毛主席现在就想在中南海的住处会见他们。
基辛格有意展现出冷静的姿态，岔开话题和周恩来询问当天晚宴细节，比如讲话稿是否即兴、该用何语气，随后才说去请尼克松总统。
事实上，获知毛泽东想要会面，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而言是个莫大的好消息——行前他们并不确定能否与他见面，如果美国总统千里迢迢飞赴中国，却连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面都见不到，未免显得太不被重视，这在保守派眼中无异于自取其辱。
基辛格当时的特别助理、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说，“这将对世界和中国人民传达一个清楚的讯息，即毛泽东个人支持这次访问，以及这件事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1985年，洛德宣誓就任美国驻华大使
尼克松、基辛格、洛德匆匆坐上中方轿车离去，其他美方官员对此临时行程并不知情，一脸错愕地留在后面。
在中南海一个陈设简单、摆满藏书与文稿的房间，毛泽东在身边人的搀扶下走向美国总统，尼克松此行最重要的历史照片诞生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双手握在了一起。
访华第一日，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握手
毛泽东总是如此，习惯亲自起身欢迎客人。“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有一分钟之久。”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这是一场宾主相谈尽欢的历史性会晤，原定15分钟的对话延长到70分钟。尽管有一半时间花在了翻译上，毛泽东“非凡的幽默感”仍让尼克松印象深刻，他形容，“毛说话有些困难，但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这同样是洛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之后他还见过这位领导人四次。时隔50年，洛德依然对这场会面记忆犹新。“毛主席语带幽默和自谦，在和尼克松见面时，几句话就点明了中方的立场。他会在不同的话题间随机游走。”他向《凤凰周刊》回忆说。
基辛格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评述则更富感情，“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没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重心。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对话伊始，尼克松盛赞毛泽东的博学和文采。“主席真是饱读诗书。”他说，“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谦辞表示，自己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他还告诉尼克松，自己喜欢右派，“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是右派，希思首相（时任英国首相）也是右派……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较高兴。”毛泽东说，“你们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
做足功课而来的尼克松想多谈论中美关系与国际局势，不过总被毛泽东三言两语转移开。他客气又坚定地告诉对方，“这些不是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讨论的是哲学问题。”
当尼克松试图将话题引回朝鲜半岛、越南等周边事务时，毛泽东直言，“你讲的那些烦人的问题，我没有多大兴趣。”
只有在论及台湾问题时，毛泽东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可不赞成这个”——他意指与尼克松的此次会晤，“他叫我们共匪。”
尼克松接着问到，“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回答的人是周恩来，“总之，我们互相对骂。”毛泽东补充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右二）与毛泽东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聊了大约一小时后，周恩来开始频繁看表，毛泽东思维依然活跃，但明显有些疲惫。尼克松抓紧最后机会表明自己的坦率和言而有信，他感性地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发出这次邀请冒了极大风险，自己来华也不是容易的决定，并赞扬毛“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尼克松还说，“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听到对方引用自己的诗词，毛泽东重复道，“只争朝夕”。
在客人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褒奖尼克松称，“你那本《六次危机》（Six Crisis）写得不错。”尼克松在1962年出版的这本书中记录了自己从政以来的一些重大事件。
改变世界的一周
这场会晤如毛泽东所说，他与尼克松没谈什么具体议题。但在随后几日的磋商中，尼克松和基辛格意识到，中方在所有问题上的方向与立场，都包蕴在毛泽东那日的寥寥数语中。
“接下来的会谈中，周恩来正是在这个结构中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洛德向《凤凰周刊》形容，“（毛主席的话）就像交响乐的序曲”。
基辛格也有类似感受，他后来发觉，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最后那层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上把它抓住”，其诙谐谈吐之中“夹带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尽管元首会晤后仍有具体问题有待解决，但这场对话已为美国总统此行定调，这个基调无疑算得上积极。
访华之旅起了个好头，在首日的晚宴上，尼克松兴致颇高。宴会伴随着乐队演奏，既有东道主国家的风靡曲目，也有来自美国的曲子。或许是有茅台助兴，人民大会堂内氛围极佳，美国客人们遵照中国的宴请习俗频频接受敬酒。
尼克松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敬酒
基辛格的助理黑格1月来华时，感受过这种五十多度白酒的威力，他担心不胜酒力的尼克松会喝多，甚至预先提醒说，“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让总统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但对于隔绝二十多年的中美来说，两国领导人共举酒杯、觥筹交错的美好时刻，必定是这场晚宴最具意义的景象。
周恩来率先致辞，代表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伉俪，并表示，中美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仍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国家关系。总理依次向贵宾们举杯敬酒后，尼克松开始了自己的祝酒辞。
他希望自己的致辞看起来即兴自然，但事实上早就为此准备了几个星期，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白宫为总统此行所做的准备工作事无巨细，尼克松更是如此，在飞机上不停向基辛格提问有关中国的问题，几乎所有人还事先练习了如何用筷子。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方多次举办晚宴
尼克松在祝词中说，无论如何，中美两国人民还是能缔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让年轻一辈能免于战争的恐惧。他举杯致意，《美丽的亚美利加》适时响起，这首曲子由周恩来亲自选定，对尼克松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这是他就职典礼上播放的曲目。
往后的几天，尼克松上午有参观访问行程，下午则与周恩来进行会谈。他游览了长城、明陵、故宫等地，在这一周即将结束时，还飞往杭州和上海。
1972年2月25日，中国北京，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帕特和同行的官员参观故宫
爬长城这天，美方早在最佳位置架好摄影机，在李先念和姬鹏飞的陪同下，尼克松一行人于寒风中登上城墙。他赞叹说，“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城墙，必然是由伟大的人民所打造的。”
尼克松与帕特登长城游览
尼克松对于参访活动历来没什么兴趣，自他从政开始就是如此。但他又需要在媒体上呈现良好形象，因此安排一些观光不可或缺。对于其他那些没那么重要的行程，尼克松则交给夫人帕特代劳，由她代替自己与中国人民会见，并充当媒体的报道素材。
这其中，杭州之行让尼克松印象深刻。这座城市精致且历史底蕴深厚，尼克松游西湖时说，这里的风景像明信画片。他和帕特一致认为，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尼克松在杭州
体现分歧的公报
对尼克松而言，此行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中方就一系列议题进行会谈。纵然与毛泽东的会面友好愉快，两国在具体问题上仍有诸多分歧，该如何填满元首会晤中所定下的关系框架，是这一周的关键任务。
两国的会谈分成三个层级：尼克松与周恩来探讨国际形势、双方都关切的议题，比如共同的敌人苏联、中南半岛局势、台湾问题；基辛格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商议《中美联合公报》的起草，周恩来也就此与基辛格沟通；国务卿罗杰斯则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谈论贸易促进和人员往来等问题。
尼克松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多次会谈
将国务卿打发去讨论并非最重要的议题，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意为之——他们并不信任当时的国务院，刻意将其排除在关键会面之外。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语带鄙夷地写道，“这组会谈的另一个作用是使国务院的代表团在尼克松同毛和周会谈时有事可做。”
基辛格在访问头一天就嘱咐中方，与罗杰斯的会谈要局限在不重要的领域。以至于当罗杰斯提起台湾问题时，中方回绝称，该问题不能与他讨论，这是基辛格和周恩负责处理的。
在华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进行了五次会谈。基辛格行前提醒他，周恩来表达力强，可以同时做到迂回又坦荡，有着不同于苏联人的强悍与坚定。尼克松听进去了，他在开场白就告诉周恩来，自己会直言不讳。
来自苏联的威胁是两国都关心的议题，而美国的焦点还包括中南半岛局势，尤其是使其深陷泥潭的越南战争。尼克松想要中方发挥对北越的影响力促使其妥协，但周恩来说，中国支持越南人民，可无意插手别国事务，也无权代替其协商，并敦促美国尽早撤军。
对中方来说，台湾才是最利益攸关的关切。但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分歧难解。基辛格和黑格此前数次造访中国，台湾始终是最为棘手的议题。
基辛格于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时，一大任务是为尼克松接下来的访问起草公报。美国试图采用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掩盖最具争议的问题。
尼克松访华前，基辛格曾两度来中国做准备
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美方提出的草案予以拒绝。周恩来说，这个写法掩盖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回避了实质性问题，“是一个用漂亮辞藻粉饰起来的貌似观点已取得一致的公报。”中方随后也给出了自己的版本，不仅没有掩饰分歧，甚至还加以突出。
中方的原则再明确不过，要求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从台湾撤军。但美方并不愿意立刻让步到这一程度，对尼克松来说，如果在公报中直接抛弃“老朋友”，会招致来自美国国内的舆论炮火。
他决定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坦率说明困扰，以此说服中方采取更为温和的表态。尼克松直言，如果这份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强硬，会给他造成实际的政治问题，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都难以推进华府与北京的关系。
经过几天的会谈，尽管中美心知肚明不可能立刻解决台湾问题，但至少都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同意将分歧在公报中反映出来。
不过，直到2月25日下午，公报中对于台湾问题该如何措辞仍未确定。直至第二天凌晨，即尼克松访华的第六天，双方从北京谈到杭州，终于达成妥协。
虽然这一问题在公报中只有寥寥数行，却是双方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的结果——比如对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表述，美方使用的字眼是“acknowledge”（认识到）而非“recognize”（承认）。在台湾撤军问题上，美方同意最终目标是撤离“全部军队”，但要以“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缓和”为前提条件。此外，美方想用的“anticipate”（预期）和中方想用的“will”（会）均被否决，最终使用的是“affirm”（确认）这个单词。
但在2月27日定稿之前，公报草案的拟定又冒出插曲。美国国务院对两国已经确认的公报提出异议，要求修改部分措辞，这迫使基辛格不得不与乔冠华重启协商。一番艰难谈判后，双方完成少量改动，并递交两国领导人过目。
当乔冠华向总理请示时，周恩来说：“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意。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也称《上海公报》。这份公报无疑是特别的。中美没有回避歧见，阐明了各自的观点，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且表示愿意尊重对方立场；随后是双方达成的共识，比如对于“霸权”的反对。
尽管两国在会谈中对于许多问题已有协调，但一份诉诸文字的公报问世还是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中美关系取得突破的象征，也在两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前的岁月里提供了彼此打交道可遵循的准则。
在上海参加的最后一次晚宴上，尼克松说，这份公报将成为国际头条，毕竟“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人民日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也即上海公报
当这份震惊世界的公报于1972年2月28日公诸于世，为尼克松此行画上完美句点。这不仅是一趟外交访问的重大成果，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当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抵达目的地安德鲁空军基地，副总统阿格纽和一万五千人聚集于此——等待着总统英雄般的凯旋。
（参考资料：《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回忆录》《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毛泽东年谱：1949-1976》《周恩来传》纪录片《解密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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